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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水
发布时间:2016-09-20 16:30:56来源:作者:靳怀堾
 

孔子(约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他开创的儒家文化,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国民性格。孔子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中蕴涵有丰富的水文化因子。孔子通过对水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或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或从哲学思辩的角度,或从立身教化的观念出发,来阐发对水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进而以此来把握、认识人生、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规律。

一 智者乐水

孔子有句名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水为何被孔子这样的智者所乐呢?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水的各种自然形态——不论是波平浪静还是汹涌澎湃,不论是涓涓细流还是浩浩荡荡,不论是清水一泓还是烟波浩淼,都能让孔子这样的智者流连忘返,赏心悦目。同时,水还能洗掉人们身体和心灵的污垢,让人的身心保持一种净洁清明的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朱熹《四书集注》)。就是说,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动”的特点,而“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捷于应对,敏于事功,同样具有“动”的色彩,而且水的各种自然形态和功用,常常给智者认识社会、人生乃至整个物质世界以启迪和感悟。

关于孔子乐水的事实,在许多历史典籍中都可以找到记载。《论语·先进》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天,孔子饶有兴致地问围坐在自己身边的几位得意弟子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慷慨陈词,表达了自己不凡的理想和追求。惟有曾点(曾皙)与众人的志向相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是说,当春天来了,穿上舒适的春装,相约上五六成年人,六七少年人,结伴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在凉爽宜人的舞雩台上吹吹风,大家悠哉游哉地玩个痛快,之后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回家。这番话显得很没有抱负,没想到却得到了夫子的赞同:“吾与点也!”意思是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

从孔子师徒以上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第一,曾点所描绘的这种美妙的境界,正是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和憧憬的大同世界的气象——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过着丰衣足食、自由幸福、安祥惬意的美好生活。第二,新近大自然,与之不离不弃,融为一体,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在孔子看来,在家乡的沂水中沐浴净身、净心,分明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乐事。尽管孔子德行高尚,被后人奉为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率真之人。而他所生活的空间,则是个礼崩乐坏、污秽纵横的社会,尘世俗务免不了要污染他的心灵,而肉体本身也会时时生出污垢,让人感到肮脏难受。于是他便常在清洁的水中沐浴,洗涤身心,让心灵一尘不染,恬静惬意,让身体洁净清爽。这是言内之意。而言外之意则是“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因而对曾点所表达的从容开朗的精神境界,孔子自然会“叹息而深许之”。

孔子的“乐水“,还表现在他偶尔也把失意之情寄托于水波之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感慨就可说明这一点。人生在世,不如意之处十有八九。怀有大济社稷苍生宏志的孔夫子,学识渊博,道德高尚,而他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在当时的社会确有广泛的影响,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孔子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政治主张却不受当时的统治者的欢迎。为了推行自己的“儒家之道”,孔子曾率领众门徒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常常与冷遇和奚落相伴——“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列子·杨朱》)如此悲惨的境况,不能不使孔子无数次地黯然神伤,终于不平则鸣,喊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巨大牢骚。事实上,孔子绝不想真的隐逸在苍茫的大海中,过道家所谓的“逍遥游”生活。这牢骚话不过是老人家“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汉书·儒林传》)的无奈与感慨。尽管挫折多多,他依然汲汲奔走于列国之间,以求实现他的道德政治理想,而“不知老之将至”。不过,孔子此言却为后世仕者指示了一个基本的行为方向,即当仕途失意时,就想乘桴入海,绝弃尘缘。然而,又有几人真能做到呢?难怪唐人张说在流配钦州(今广西境内),来到南海时,会发出“乘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的感叹。看来,如果不是真心想作隐士,仕途失意之情靠大海是抹不平的。

关于孔子“乐水”的情况,《孟子·离娄》说孔子“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荀子·宥坐》、《说苑·杂言》、《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均有孔子回答他的学生子贡关于为什么“君子见大水必观焉”问题的记载。这些记载在具体内容上也许与事实有出入,但孔子特别喜欢水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孔子的“乐水”,绝不仅仅是陶醉、流连于水的自然之趣,更主要的是通过对水的深入观察和体验,从中领略人生的真谛。也就是说,他对水的感悟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构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大厦为切入点。如《韩诗外传》对孔子“见大水必观焉”的原因有过一大段的解释,大意是:水滋润万物而无私,似德;所到之处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似仁;由高处向低处流,舒缓湍急皆循其理,似义;奔腾向前,冲过千山万壑,似勇;有深有浅,浅可流行,深者不可测,似智。由此可见,孔子不满足于纯粹的观赏自然,而是试图沟通水之美与人类道德精神的内在联系,以探求水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并由此推衍出儒家立身处世的道理和准则。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对水的社会化、道德化认识,正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尤其重视道德教化,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要是一种道德学说。而水这种物质世界普遍存在、人类须臾难离的物质,恰恰具有孔子阐发其道德思想的深厚底蕴。水的许多特征“似德”、“似仁”、“似义”、 “似勇” “似智”等等,确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有着十分相近的特征,因而为孔子和儒家的“智者”、“君子”所愉悦。于是,孔子便顺理成章地把水的形态和性能与人的性格、意志、知识、道德培养等联系起来,这时,水也就成了体现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感性形式和观念象征,成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之水、人格之水。孔子的这种比德论的水之审美观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许多思想家都以此来看待水之美。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荀子·宥坐》)在孔子对水满而覆的感叹中,我们分明又得到了“满招损,谦受益”的警示。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人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孟子·离娄上》)清濯缨,浊濯足,这本是水给予人们最便利、最直接的恩惠,但孔子却从这个简单的事实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人生道理: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忠奸善恶、荣辱祸福主要取决于自己。

二 “逝者如斯夫”——孔子的运动观

奔流不息的川水不但令孔子赏之悦之,而且还引发了孔子无限的哲学情思。一次孔子站在河岸上,望着滚滚不断奔流的河水发出了“逝着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感叹。这是孔子对消逝的时间、人事与万物,有如流水般永远留不住而引发的哲思,它既有因时光流逝、功业未成而导致的深沉感喟,又具有对时间、永恒、变化等物质运动的抽象哲学问题的沉思带来的哲学感悟。

从第一层面上说,的确,时光如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青春终会老去,万事万物都将成为流水般的匆匆过客。面对短暂的人生之旅,作为天地间渺小如草芥的人又怎样度过这一生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这是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曹孟德,面对飞逝的时光,发出了人生苦短、功业未成的感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尽酒》),这是一代大诗人李白诠释“逝者如斯”的又一种人生态度,饱含着悲观、消极与无奈。“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注》),这是毛泽东对“逝者如斯夫”的理解,表现的则是一种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笔者以为,这种领悟最能体现孔子的“逝者如斯夫”的本质内涵。孔子是让人们效法滔滔东流之水不舍昼夜、勇迈古今之不断前进、不断进取的精神,努力以有限的生命之水融注于无限的人生事业之河。在这方面,孔子本身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尽管怀瑾握瑜的他为了弘扬儒家之道到处碰壁,但依然如奔流的川水一样执着地、义无反顾地追求着人生的“正道”。

从第二个层面讲,“逝者如斯”给孔子及后人的哲学启悟是:物质运动犹如流水,是在空间进行的,而这种运动的不舍昼夜,永不停息,又是它的时间表现形式。孔子不仅朴素地认识到一切物质都处于运动中,而且以川流不息的水为喻,说明了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而运动主体是流水一般客现存在的物质,这种物质的运动,是自然而然的,一切由物质的天性决定。

李泽厚先生认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生的执着,对存在的领悟和对生成的感受。孔子没有去追求超越时间的永恒,而是把永恒和超越放在当下既得的时间中,置于当时的政教伦常和构建社会秩序的目标下。一切都在流变,“不变的一”即永恒的本体就是这个流变着的物质世界本身(见《美的历程》)。在这种哲学背景下,孔子运动观中倾注了浓厚的社会和人生情感,并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去瞭望、了悟和发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规律,形成了进化论鲜明的思想。

关于自然的进化,孔子提出了许多观点,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就是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更替,昼夜旦暮的转移、万物的生生不息,新陈代谢,这些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进行的,而不是“天”的意志和安排。再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等,都是从运动的角度论述自然的变化状态。在孔子眼里,自然世界上到日月星辰,下到草木燕雀诸物,都处在运动之中。

关于人类的进化,孔子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社会制度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夏礼”、“殷礼”、“周礼”,都是指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既有继承性,又有损益和发展。孔子的这种“百代可知”的历史损益论,指出了历史的运动是前进的、发展的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充分证明了孔子这种历史发展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就人类本身而言,孔子也充分肯定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孔子还现身说法,从他本人的经历和人生经验肯定人的发展和变化,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三 “中庸”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先民治水的启示

“中庸”是孔子综合自然、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经验提出的一种择优方法论的概念。它是辩证法与系统论思想的原初形态。孔子认为,“中庸”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指“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即“正道”公允,其反面是“过”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极端的邪道。“庸”即常,常道,指规律。“中庸”,指办事要“时中”,通俗地说,就是要切合时宜,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地选择能够中道的好办法和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孔子以“中庸”为处世要旨,强调人们在思考判断问题时要“执中”。后世儒士奉中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圭臬。

那么,中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是水的自然形态给孔子以直接的启发。“中”者,水流之中线也。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中庸”思想的形成,与古代先民对治理水患的经验教训总结与认识紧密联系。在上古时期,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同洪水作斗争。洪水,是古代先民的天敌,治理水患,是中国的一大历史特点,传说中女娲积炉灰止淫水的故事,表明了我国从母系社会开始就同洪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到了唐尧虞舜时代,中国依然是“洪水滔天”。为了解救人民的苦难,尧命鲧治水。鲧一味采用“堙”(土挡、堵塞)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不仅没有平治水患,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鲧死后,禹继承了鲧的治水事业,并吸取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以疏导为主的办法,带领人民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引导洪水顺低地、河流而注之海,平定了千百年来的洪水灾害。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堤防已普遍存在,且已成为人们与洪水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了堤防,遏制洪水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由治水过程中鲧的“堙”,到大禹的“疏”,再到春秋时“堤”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治水理论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堤”也是“堙”,但堤防的“堙”与鲧采用的“堙”有质的区别,是从单纯消极的防洪进入到积极防洪的飞跃。同时,“疏”与“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采用哪种治水方法为主,要因时、因地制宜。治水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堙——疏——堤”的辩证发展过程,给孔子的理论思考以极大的启迪,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类要去征服和改造自然,必须优选、探索成功的正道。这就为“中庸”方法论的出台开拓了道路。另外,历史上周厉王采取堵塞民口的“弥谤”政策,导致于无声处起惊雷,国人暴动的事实,使孔子和许多有识之士从中得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流尚不可塞,民口岂能去堵的警示。加之孔子所处的观念社会中,“有为”与“无为”的激烈思想斗争,以及孔子教学实践中的体会等,孔子金声而玉振之,将其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从而提出了“中庸”的思想。

另外,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赞颂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伟大历史功绩,缅怀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并奉大禹为“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的仁人、圣人。这一方面表达出孔子对大禹那样的英雄圣王的崇敬,也说明孔子已从思想上把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活动视为治国安邦的大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许多文化思想的产生过程中,水无疑给了他许多深刻的启示和感悟。不论是自然之水的形态、性质和功能,还是古代先民治水的伟大实践,都为孔子的理论思考和创造提供了宝贵的营养和源泉,也大大充实和丰富了他的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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