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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鲈脍
发布时间:2017-11-07 16:50:38来源:江西水文化杂志编辑部作者:郭泽杰


    在文化视觉下,历史人物与事件常有瑰丽绽放。“天涯也有江南信”,正是文化魅力所在。

“秋风鲈脍”典出《世说新语》:张季鹰(张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说其与水文化相关联,并非向隅生造。唐韩谔《岁华纪丽》卷3与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3均见辑录,张翰临行作有《思吴江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安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骚体为汉晋常见诗体,特点是凭心而言,不遵矩度。诗人以家乡山水风物比兴,寓意深婉。

菰菜羹与鲈鱼脍为吴中美味,并称“金羹玉脍”。据考,张翰秋风所思吴中乡土风味应以《世说新语》所说菰菜羹、鲈鱼脍两种为是,《晋书》称“菰菜、莼羹、鲈鱼脍”属抄录《世说新语》而误增一“莼”字。史论有称唐版《晋书》“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是否错讹,姑且存疑。其实,“千里莼羹”、“未下豆豉”亦属当时江南风物,千里、未下(或以为末下笔误)皆为吴地名。莼鲈美味,不容置喙,但称“莼鲈之思”疑似有误。

前述异议的文学意义不大,毕竟这里并非专注或拘泥于食俎文化与文字训诂。张潮戏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莼鲈以季鹰为知己”。物以人名,人以文传,秋风、莼羹、鲈鱼脍早已成为张翰的文学标识和经典意象,历来脍炙人口,真正魅力在于附丽其中的人文情怀。审美取向有别,审美意蕴与审美价值也就各有机抒,见仁见智。迭代意象“秋风鲈脍”者,以思乡、见机、放达、隐逸等为旨趣。

“秋风鲈脍”的起初本义应是“见机”。其时,西晋国祚将倾,风雨飘摇。从元康元年(291年)皇后贾氏诛杀惠帝外祖杨骏起,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河间王颙、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东海王越先后内室溷杀,“城头变幻大王旗”,史称“八王之乱”,继之“五胡乱华”,是为中华一段“血史”。张翰以齐王冏大司马府东曹掾出项,其职务为属吏,相当于县丞一类的品秩,虽非心膂股肱,却是“显位”,专管府中用人。同府时置掾属40人,葛旟、路秀、卫毅、刘真、韩泰时号“五公”,掌管实权。权重却未必“见机”,齐王冏兵败身亡,这些人并其同党皆夷三族。

能“见机”的并非张翰一人。齐王冏当国骄奢擅权,中外失望,败迹昭然。洛阳令曹摅也劝“委权还国”,大司马府户曹掾孙惠曾劝“长揖归藩”,主薄王豹甚至死谏。风云人物大都类似,一旦心窍沉迷,谠言直声也如水面轻风,不起微澜。也有先知者或称疾告退,或沉酒装傻,或携家遁避深山。尚书令王戎保持一贯的玲珑,“伪药发堕厕”,侥幸免祸。

相比之下,张翰高歌一曲《吴江歌》,直如“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从容,旷达,正是魏晋“风度”。

也有不出走得以保全者。与其同府主薄顾荣历任三国时期吴国黄门侍郎和晋淮南王允廷尉正、赵王伦长史、齐王冏主薄、长沙王乂长史、成都王颖从事侍郎、东海王越军谘祭酒,至晋元帝镇江东,又官拜军司兼散骑常侍,主管军政。顾荣折冲险恶,与时屈伸,得以善终荣耀,史乘罕见。也有人认为“以荣之反覆不臣也”,但顾荣始终尚未暌离晋室,且功于社稷,因而不能简单疑似五代冯道以致谤。《晋书》赞其“通识”。他没有选择“采南山蕨,饮三江水”的回归之路,而是选择一道 “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的惊悚之旅:“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终日昏酣,不综府事”,行“酒客之政”;转任中书侍郎闲职,依旧沉酒韬晦。张翰本属“山林间人,无望于时”,或无从政“智性”,或无逢迎“通识”,情急之下,出走是唯一明智。

不过,张翰 以“秋风鲈脍”出走,并非匪夷所思,无迹可踪,似乎很符合他的性情,任诞,放逸。《世说新语》记载: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同篇又云:贺司空(贺循)入洛阳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悦。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阳赴命,正尔赶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以上两则,大略可知,张翰率性自然,越礼纵情,并非入洛后所仅有,也无玄学期许和清谈标榜的史料记载。至于以行散、服药、纵酒沉抑自保,这在当时蔚为风气,也是公开的秘密。张翰虽时称“江南步兵”,却无“袒衣绕璎珞,一意散天花”的惊世骇俗,是否有江南望族乌衣子弟的裙屐风流之态也无从考稽。魏晋人物循名责实,出世入世,“皆时会所造,各因其性而出之”。把张翰简单归类为玄化人格,而把顾荣、贺循看作是“玄儒柔顺”的人格,确实勉为其难,也无实证。但可以推测他是一个狂狷之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子路第十三》)。狂者志向高远而不能尽其才,狷者洁身自好而无法善其身,动辄得咎,常困危局于不拔。钱锺书评述嵇阮之别:“嵇、阮皆号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避世阳狂,即属机变,迹似任真,心实饰伪,甘遭诽笑,求免疑猜。…… 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如梵志之翻着袜然,宁刺人眼,且适己脚。”可谓峭刻冷隽,洞见烛照。张翰大概算是阮籍一类的“避世之狂”。

学界认为,突破传统礼教的“任诞”风气,是魏晋士风流变的标识。张翰醉眼看世,任诞放达,看似不尊礼教,不重名位,其实只是一种出世入世的态度,并非“完全超出人间世的”。这从张翰奉母至孝上可以看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分析当时名士的不拘礼法:“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是承认礼教,太信奉礼教,太相信礼教。”“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在他看来,张翰断不是“英雄”和“脊梁”人物,只是“见机”保身而已。钱穆《中国历史人物》则认为,一个人“至少有一种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了”。从张翰“特立独行”的绵远影响看,称其“豪杰”不为过。

张翰得以善终,得益于割袍断宦的“见机”。同期还有一句堪与张翰“秋风鲈脍”比肩的“华亭鹤唳”的人生感喟。两者迥异,张翰以“秋风鲈脍”换取了生命,陆机以生命换来“华亭鹤唳”的怅悔,念之断人肠。

事见《世说新语》:陆平原(陆机)河桥兵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出身名门,服膺儒术,露才扬己,积极用世,追慕父祖显赫辉煌,功名欲念深入骨髓,压根就不想青灯孤影,皓首穷经。他以“亡国之余”身份由吴入洛,进趣权门,“入朝九载,历官有六”,于倡乱诸王之间栖遑周旋,辞“旧”迎“新”。其作《豪士赋》讽喻齐王冏“超然自引,高楫而退”,应知权力纷争之害;在齐王冏执政时已是死里逃生,应有警悟。顾荣、戴渊曾苦劝避乱自保,但他 “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痴情恋栈,将命运系于“形美而神昏”的成都王颖身上,最终走上“华亭鹤唳”的不归路。唐太宗李世民为其作专论时痛言:“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以文学论,陆机堪称“文宗”。但正如诸多文人沉疴,文章虽雕栏玉砌,滔滔风流,却与现实置身事外,不识物情,闇于机宜,进退失据,直至身殒名隳。宋人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与清诗“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黄景仁《两当轩诗集·杂感》)同此款曲,迄今仍可作文人书生自诩者南山之判、佩韦之戒。及至晋室衣冠南渡,吴郡陆氏家族后人晔、玩兄弟轻易权贵,虽居高位,但少了功利躁竞,多了身闲心遥,家族后人文盛有成,荣华不绝,也算是不废前车之鉴。

“季鹰可是思鲈鲙,引退知时自古难”(郑谷《舟行》)。“见机”是智慧,断然引退是勇气,真正归隐更是一种境界。《蟫精隽》引诗云:“黄犬东门事已非,华亭鹤唳漫思归。直须死后方回首,谁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区区求适志,他年往往见知机。不须更说莼鲈美,但在淞江水也肥。”大抵认可张翰的见机与旷达。只是芸芸众生大都无法“未卜先知”,即便稍有“见机”,又不能快刀乱麻,因而“黄犬东门”“华亭鹤唳”的故事行行重行行,此恨绵绵无绝期。

说及隐逸,儒家提倡道隐,所谓“遇治则仕,遇乱则隐”;道家提倡心隐,意在“超然物外,心游无穷”。但于具体人与事,远非简单如学术泾渭分明,呈现复杂多元、互涉共融,因而不必强分两者畛域高下。对大多数古代士人而言,无论名教与自然,道隐与心隐,虽意存轩轾,其实“将无同”,真正所奉乃内儒外道,隐身而不隐心,其思想体系始终不离儒家概念。即便在“进则亢龙有悔,退则据于蒺藜”之际,也只是将归隐当作权宜之策,聊发“少年狂”,一旦多阴转晴,风吹草动,便又不遑宁处,鸢飞鱼跃,甚至螳螂举斧,铤而走险。古代士人几无社会阶层独立性,好比底栖动物和沉水植物从流飘荡,每当易代鼎革世俗丕变,好于“恋阕”,徒见跼踖,各类非正常死亡也就如影随形。西晋末年文士之厄可谓凄切,“人谓魏末名士少有全者,其实西晋被杀者更多。张华、裴頠、潘岳、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孙拯、嵇绍、嵇含、牵秀、曹摅、阮修、杜育、栆嵩、王浚、刘琨、卢谌等皆身首异处,死于非命,还有挚虞等在战乱中饿死。太康、元康文坛大批精英,至西晋末而凋零殆尽,所剩无几。”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但这只是一种文学心情,对他们的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也许有诸多“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无奈。

张翰归隐于世居地苏州周庄镇东南二图港,当地人把镇南一湖称为“张矢鱼湖”,即现在的南湖。其后来行踪记述甚少,《周庄镇志》也只是寥寥数语:“自洛阳归来,营别业于枫里桥,朝暮往还,觞咏靡间。”其好友顾荣与贺循均再仕南晋,张翰不作隐鳞戢翼,回翔蓄势,而是一种“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的彻底归隐。近人王文濡言:“季鹰吴江鲈莼与渊明故园松菊,同斯意致。”东篱情怀尚有“金刚怒目”的发声,而张翰回归好似南湖清风明月,飘飘乎如遗世独立,可见两者淄渑之辨。《世说新语》记述了他可查的最后一次行踪:顾彦先(顾荣)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畅,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有徐稚高士之风;其情也凄切,殊有黄公酒垆邈若河山之悲。但秉性依然狂放不羁,不见庸腐。古人云:“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痴不狂,不能成事。”张翰成事不足,但善终有余,“年五十七卒”。也有考证说:张翰约生于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卒于晋元帝大兴二年(319 年)。东海王司马越死于永嘉五年(311年),柩棺被劫焚,张翰看到了“八王之乱”及魏晋诸多名士的最后结局。

张翰在《晋书》无列传,归类于“艺苑”传,称其“有清才,善属文”,现存诗文无多,难窥全貌,主要收录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四言诗及五言《杂诗》风格简淡清俊,有别于当时繁缛之风。文史论及其文学地位并不高,钟嵘《诗品》列为中品;刘勰谓“季鹰辩切于短韵”;古典文学通史类书收集张翰的条目和文章疏星寥落,且大都说略“秋风鲈脍”的感思。论者云“故其诗,钟嵘称其高丽,而不知其一讴一吟,皆自惨怆中来”,斯为知言。其杂诗一如时作,惯用幽隐曲笔,迂回曲折,欲言还休,不作穷途而哭。张翰在归隐之作《杂诗三首》其一有联句“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历有好评。李白诗赞“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宋仁宗朝袁州秋试进士更以“黄花如散金”为诗题,可惜举子多以秋景赋之,惟6人不失诗意,只好取6人,袁州原来13人取士的定额遂成6人。其四言体《赠张弋阳诗》七章诗风清丽,兼有玄趣,有论者称为“东晋玄言诗之先声”。东晋玄言诗及文脉承续的南朝山水田园诗是古代唯美主义文学表现形式的高峰,如藉一诗而跻身于玄言诗“不祧之宗”,则无疑有些拔高。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当今盛世,心向大道,“秋风鲈脍”的隐逸已没有太多的现代意义,也就没有踵事增华的必要了。面对现代生活川流不息的快节奏,人们需要心灵山水,“还有诗和远方”。显然,这充其量只是传统隐逸文化的一种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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